界面新闻记者 |
界面新闻编辑 | 张友发
日前，由刘若英导演的剧集《忘了我记得》在Netflix平台播出，这部聚焦中年女性与失智老人的剧集感动了许多观众，在豆瓣的评分已经来到8.3分，是今年目前华语剧的最高分。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主演谢盈萱又一次演绎中年女性的故事。过去几年，谢盈萱总是在出演类似的角色：《孤味》中独身、患癌的大女儿阿青，《俗女养成记》中失业回乡的陈嘉玲，以及《忘了我记得》里白天在便利店上班、晚上说脱口秀的程乐乐。在故事里，她经历了各种各样的人生危机：事业不顺、婚姻破裂、衰老停经、家人患病，等等。透过这些角色，谢盈萱以一种鲜活的表演经验向观众展示了中年女性所面临的困境，以及身处其中的真实反应。
有豆瓣短评写道：“感觉人生好像有谢盈萱在前面探路。”这句话准确点出了谢盈萱及其饰演的角色在当下影视文化中的特殊性，也解释了她受欢迎的原因：当中年不再被污名化为衰老、失去社会价值的生命阶段，而是一段情感复杂但仍充满可能性的人生历程，人们期待在谢盈萱身上看到自己可能活出的那种生活。
衰老的双重标准
我年轻的时候，如果月经不来我就会非常地紧张，我会心里想说：“不会是怀孕了吧？”但是现在，如果月经不来，我一样很紧张，我就会想说：“拜托，怀孕吧！我不要停经，真的我不想要。”听起来好悲哀，卵巢衰退会带来精神方面的改变，记忆力下降，总是会感到不快乐，或者精神没有办法集中，容易生气，不容易入睡。
这是谢盈萱饰演的程乐乐在《忘了我记得》里的一段脱口秀表演，她以一种戏谑又无奈的语气讲述人到中年面对衰老的焦虑不安，也反映了中年女性在身心层面的普遍处境：衰老仿佛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甚至将之污名化的事物。
影片有一个场景细节是，在便利店收银的程乐乐发现自己被面前的女人喊“阿姨”，她抬眼看向对方，发现两人看起来其实差不多大，便再次向对方确认，“你在叫我阿姨？”对话陷入尴尬。这一场景很有代表性地显示出，“阿姨”乃至“大妈”这样的称呼及其背后承载的年龄焦虑在当下社会是如何被人们，甚至是女性内部污名化的：年轻女性不愿承认自己与年长女性之间的联系，而年长女性则不希望被视为“与其他人一样”。
这种焦虑首先体现在容貌上。《俗女养成记》中有这样一个片段，陈嘉玲与几位年轻的女同事为庆祝通过导游证考试在家中聚餐，晚餐结束后，已经一整天没睡觉的年轻同事还在兴奋地跳舞狂欢，而陈嘉玲已经躺在沙发困得睁不开眼，她不解地望向年轻漂亮的后辈，惊讶于她们为什么还能保持精致的妆容，而自己早已浮出重重的黑眼圈。第二天，陈嘉玲从地上捡起同事遗留下的医美名片，去给自己打了玻尿酸，却又因为红肿的眼圈而不得不戴起墨镜。
在这个例子里，衰老也进一步指向生命能量的衰减，它不仅包括体力的匮乏，《俗女养成记》提供了大量的影视文本来呈现女性对于衰老的焦虑。一个很典型的场景是陈嘉玲和弟弟在超市里购物，弟弟为她逐条朗读早更的症状——盗汗、胸闷、情绪不稳定、易怒、容易感到疲倦、性欲低落——每读到一条，他们就会路过一位对应症状的女性。这样的场景以一种夸张、喜剧化的方式展现了社会对于中年女性的污名，以及她们自身对此的排斥和恐惧。
在《看见被污名化的中年女性》一书中，作者维多利亚·史密斯写道：没有人生来就是中年女性，都是后来变成的。女性的身体经验总是以不稳定和变化为标志：月经、妊娠、哺乳期、更年期，这将给她们的生活带来一系列极为不便的停顿、重启和节外生枝，无法像男性那样平稳连贯。尤其是更年期，在过往总是意味着将女性从以“生育力、女人味和性魅力”为主旨建立的市场中驱逐出去。
这进一步指向污名化背后的社会文化结构。史密斯引用苏珊·桑塔格有关“衰老的双重标准”的表述，详细讨论了性别歧视与年龄歧视给女性带来的双重影响。她指出，比如在外貌上，女性要“显得年轻”的压力越发沉重，即使随着现代技术发展，能让她们“显得年轻”的方式越来越多。在当下，这种保持年轻美丽的努力还在被塑造为一种主体性话语，例如当你的嘴角随着年龄增长而下垂，看起来就像是不开心，因此注射肉毒杆菌就意味着，减轻苦相的程度，从而拥有一张更准确反映内心感受的脸。
在此时，拥有符合期待的外貌成为了一个与时间、金钱和意愿相关的问题，“显得年轻”的外貌偏好本身随之成为了一种道德义务：如果你是一个女性，而且你有经济能力，那么你就需要接受手术来保住青春，同时这也意味着保住饭碗。但史密斯认为，这本身似乎也是一个问题：并没有同等数量的男性去接受这样的手术，因此它仍然是在性别结构的影响下。
[英] 维多利亚·史密斯 著 朱红梅 周严 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5-5
难以回避的家庭责任与照护危机
数学题，如果你现在四十岁了，你觉得你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跟父母相处？如果你们平均一个月就只吃一次饭，假如你爸妈身体状况还好，可以活到八十几岁，猜猜看，你们还有多少时间可以相处呢？答案是十五天。然后在这十五天里，他会以一种，当你发现的时候，他已经无法控制地老去，直到再也没办法为自己决定任何事。
这是程乐乐的另一个脱口秀片段，此时，剧中的她正在面对父亲日渐严重的失智症状，老人开始遗忘生活中的许多事情：会忽然跑到小学门口等女儿放学；会因为找不到钱包而报警，却发现钱包就在大衣口袋里；或是一个人在马路中间迷路，被四面涌来的车辆围住。
在此之前，程乐乐的生活还算平衡：爸爸可以自己独立生活，不需要她照顾，这让她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中。程乐乐原本是一位忙碌的导游，在一次带团过程中，她替被性骚扰的女同事出头招致投诉，最终被公司开除。四十岁的年龄以及这段“污点”经历让她在此后的求职过程屡屡碰壁，最后只能找到一家便利店上班。晚上下班后，她会在一家脱口秀俱乐部表演，作为另一份兼职收入。
这两份工作几乎要填满她的日常生活，但收入仍然不算优渥，尤其是当她的爸爸病情恶化，不仅需要有人时刻陪在身边照护，还需要支付高昂的治疗和药物费用时，程乐乐陷入了一种悖论式的困境：她既需要努力工作来挣钱付房租、给爸爸看病，但失智老人时常发生的意外又极大地侵占她的时间，让她不得不中断工作，抽身出来应对。
这似乎揭示了谢盈萱所饰演的中年女性背后的另一重张力：看似洒脱、自由的独身生活有时又像是一种泡沫，当危机来临时，中年女性仍然难以回避属于自己的家庭责任。
维多利亚·史密斯在书中举了一个相似的例子。在英国，一位男医生接到一位绝望的中年女性打来电话，她年迈而糊涂的父亲便溺失禁，她想知道诊所是否能派人过来给他清理，医生问她，“你有孩子吗？”她回答有。他接着说：“你有向政府求助让他们来给孩子换尿布吗？”她沉默了。
在这位医生看来，女人的求助完全是一种推卸责任。但史密斯指出了这背后的问题所在：事实上，请假照顾婴儿的人更有可能请假照顾年长的亲属，尤其是因为她此前的职业中断，只能做兼职工作，这也意味着她的收入低于男性伴侣或亲属，这样的间接差别导致了进一步的间接歧视。换言之，当下人们常常会把对孩子、残障者、老人的照护责任理所当然地归于家庭，而填补这一空白的往往就是女性。
为应对这一困境，近年来出现了一系列新设想。人类学者安孟竹在一档以照护为主题的音频节目中指出，当人们受困于照护亲人时，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现实是，公共托育制度和基础设施本可以有效缓解这样的负担。类似的观点也被性别研究者提出，朱迪斯·巴特勒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社会服务的消失迫使传统家庭不得不承担照护工作，反过来，对某些人来说，面对社会服务的减少、无法偿还的债务和收入减少的状况，在家庭和国家内部强化父权规范已成为当务之急。”
史密斯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在题为“谁给朱迪斯·巴特勒做晚餐”的小节里，她指出，巴特勒们忽视的问题是：不论你如何称呼她们，生理意义上的女性都“天生”倾向于为他人服务，那些公共照护服务的工作者很多时候就是拿着最低工资、令人失望的非激进女性。更残酷的现实是，今天的中年女性有一天会变成老年女性，也需要他人的照顾，她们的未来究竟怎么走？
到底有没有人生下半场？
我已经四十岁了，没有公司会栽培我，我也没有办法转行了，我能够做什么？我年纪大了，没有力气谈恋爱了，要花多长时间去遇到一个人，然后建立一段关系？我真的好怕，我以后一个人老了，死在家里面没有人发现怎么办？
在接连经历辞职、解除婚约后，陈嘉玲在返回台南老家路上这样哭诉。不论陈嘉玲还是程乐乐，都是大众意义上的“失败女性”，在同龄人已经结婚生子、拥有稳定富裕的生活时，她们似乎远远地落在社会时钟后面。但在这些影视叙事中，她们并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在积极寻找人生的新可能。
回到台南后，陈嘉玲买下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考出英文导游证，她野心勃勃地说：“我的人生下半场才刚刚开始。”对于程乐乐来说，脱口秀也不只是一份兼职，更是一种自我倾诉的方式，她将中年生活的各种艰辛和窘事都写成段子：感情破裂考虑离婚，有关失智老人的各种想象，又或是翻到爸爸的遗书却发现是故意给她偷看的愿望清单。
这当然不是容易的事情，前文所写的个人衰老与照护责任都在限制着她们。史密斯指出，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下成长的人们得到的教导是，所有那些女性主义的成果可能都很好，但女性身体最终会背叛我们，就在我们“最有能力并渴望享受女性主义成就”的时候。
与过往许多影视作品不同的是，这样的困境在谢盈萱的表演下变得十分生动。她的表演存在一种鲜明的张力，一方面，她总是在扮演当代意义上的独立女性——有自己的想法，不愿意被家庭和情感关系约束，在工作上充满野心；但另一方面，人到中年的客观限制又给她带来种种困窘。在谢盈萱的表演中，那些过往长期存在、习以为常的衰老经验首先被陌生化了，她总是对此充满情绪，错愕、愤怒或是不甘心，并在此后的日子里试图找到办法去应对，延续自己认可的生活方式。
在戏外，谢盈萱的演员生涯轨迹同样诠释了“下半场”这一主题。整个大学时期，谢盈萱从没有演过主角，毕业后她长年扎根剧场，在相对小众的舞台剧行业积累起名声，直到2018年凭借电影《谁先爱上他的》进入大众视野并一举成名，那年她38岁，仍然收入不稳，甚至还会为房租发愁，导演徐誉庭称她为“最穷的金马影后”。
前述对衰老的恐惧反而在荧幕之外，通过谢盈萱本人的经验而被消解了。与多数为年龄和容貌感到焦虑的中年女演员不同，谢盈萱在这些角色中从容地演绎着她在当下所拥有的生命经验：这些中年焦虑或危机，不再被问题化，而是被诠释为每个人都将经历的人生体验。
正是这一点赋予了谢盈萱特殊性，她既能让观众站在一定的距离重新考察中年生活，也能让那些即将步入中年或已经处在中年的女性观众代入并共情，这里的共情经常会转变为一种期待：人们想要继续看到像她这样的女性在人生下半场继续拼搏。它也与世代有关，特别是在华人世界，对于在女性主义文化潮流中成长的新一代观众来说，她们期待找到一种与母辈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经历这一切。
于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谢盈萱与她演绎的角色也是在提供一种希望，成为谢盈萱，也意味着成为陈嘉玲、程乐乐，成为那个有些倒霉、活得真实、勇敢面对未知中年生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