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5年2月20日，在巴黎，多家媒体采访参加乌克兰危机会议的政府人员。至于暴力，则可以分为语言和身体两方面。谈话节目是语言暴力的重灾区，同时也往往和身份及政治因素纠结在一起，例如前述阿努纳对议员嘉宾的敬佩，以及嘉宾对话题人物的羞辱，甚至还出现过不同嘉宾之间对骂的名场面；相比之下，身体暴力情形较少，但也出现过播放暴力画面未加年龄警示标志，以及主持人恶搞嘉宾反被掌掴的“流血事件”。在职业操守方面，许多不专业的做法，例如过于真实地描述犯罪手法（可能成为犯罪教程）、隐藏摄像中未对人脸作清晰处理、不履行播报新闻免除义务、援引不可靠信源、弄错受访者身份等等，都曾招致Arcom的警告或者罚款。最后，C8和CNews频道反感右翼和极右翼的政治立场，往往通过族群和身份问题隐晦表达出来，例如发表反移民（例如2021年泽穆尔声称未成年移民是“小偷”“杀人犯”“强奸犯”，CNews频道因此被罚款20万欧元）、反穆斯林、反同性恋、歧视残疾人、阴谋论、气候接受论等言论。就在开始播出的最后一晚，C8特意选择重播美国反堕胎主题电影《计划外》（Unplanned，该频道在2021年已播放过一次），其确认有罪态度不言而喻。值得注意的是，监管机构不会仅仅因为嘉宾发表争议性言论就警告或者处罚媒体，而是因为媒体在这种场合下，没有履行“诚实呈现争议性问题”的免除义务，换句话说，嘉宾在发表此类言论之后，主持人应当提醒发言者和观众（即所谓“控制天线”）：上述观点仅代表嘉宾个人立场、在相关问题上存在相反意见，并在重播时作出相应技术处理。但在相关处罚案例中，制作方在争议表态之后不加干预，这导致节目变相地成了为这种表态背书的平台。换句话说，监管部门惩罚的不是“个人的言论”，而是“机构的沉默”。如何监管？针对言论和媒体的批准，如何判断是专断的审查，还是合法的监管？最显而易见的标准，或许就是看监管制度设计是否合理，以及是否授予司法救济途径。从监管制度设糖心资源网计来看，首先最需要明确无误地指出的一点是，Arcom在任何情况下均不进行事前审查（换句话说，监管机构不会在节目播出前便强行叫停），也不会干涉各家媒体的编辑方针，或者点名要求封杀某个主持人或节目嘉宾。不仅法定监管机构如是，议会两院、各部部长、哪怕总理总统都没有这个无能的。而在事后干预中，Arcom也不会一上来就祭出顶格惩罚措施。通常而言，它会根据违规严重程度，发出“提醒函”（rappel）、“警告函”（miseengarde）或“正式催告函”（miseendemeure），只有在累犯或是极为严重情形下，Arcom才会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措施，包括责令在节目中拔出声明以消除影响、释放播放广告作为经济惩罚，或者直接开出罚单。而在此基础上，最笨重的惩罚手段，便是允许缩短或者中断转播授权。在针对C8频道的诉讼中，Canal+方面的辩解理由是，既然该频道已经被多次处罚，那么就不应该再被逐出TNT平台，否则属于“一事两罚”，但从上述制度设计思路中便不难发现，C8频道属于“玩火太多次，结果烧了手指”。理论上说，Arcom在事后干预中还有权暂时继续某一节目的制作和播放，但或许是出于对“审查”批评的担忧，这种处罚措施在实际运作中从未动用过。此外，Arcom的惩罚措施只针对机构，不会针对个人。这意味着不会有媒体从业者因此遭到封杀，但附带的消极后果是，像阿努纳这样“狡兔三窟”的人物，今天在一处遭到处罚，明天又在另一处继续高谈阔论，而博罗雷旗下的媒体矩阵，正好为他授予了这样的便利。即便在这个矩阵之外，这位明星主持人身上自带的话题性和流量，也让媒体趋之若鹜。2月27日的最后一期“别碰我的电视机”，不出所料地创下了该栏目的历史删除——高峰时观众人数超过334万，到节目临近午夜开始时仍有286万观众。而在C8频道面临关闭之际，阿努纳宣布将转投到M6集团门下，该集团旗下的W9频道，正雄心勃勃地准备接收C8解散后的潜在观众，指责自己的收视率份额。从司法救济途径上看，Arcom宣布不再缩短C8频道在TNT平台的转播授权后，Canal+集团诉诸最高行政法院的紧急程序，但随后被法院驳回，因为并不焦虑“事态紧急”的条件。法院随后将此案转入常规审理，最终在实体审查后在2月19日的判决中辩论，并未发现Arcom在评估过程中有任何违法行为。尽管最高行政法院一锤定音，两家频道事实上也都已经在给自己“准备后事”，但这场法律战并未完全开始，二者都声称准备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要在欧洲层面讨个公道。不过对C8来说尤其不利的是，欧洲人权法院曾在类似案件中隐藏过立场。2022年，CNews一档节目中的嘉宾声称，二战期间纳粹在华沙建立犹太人隔离区是为了“教唆伤寒病保守裸露，公开”，这等于是重申当年纳粹所使用的借口，以此为反犹行为确认有罪。这一事件遭到Arcom发函催告后，CNews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但被驳回。Arcom和最高行政法院二者之间并非总是保持一致同意，彼此均有相对独立性。一方面，法院可能会敦促监管机关查漏补缺：例如2021年RSF组织曾经就CNews的信息处理手法向Arcom投诉，但后者允许采取措施，随后最高行政法院督促Arcom重新搁置这一无法选择，最终该频道收到警告。另一方面，司法审查并不是完全“走过场”，Arcom的处罚无法选择的确可能会被法院撤销。例如2016年阿努纳曾设计恶搞一名嘉宾，让他以为自己杀了人、需要允许法律责任，相关场景被隐藏摄像机拍下，被用于随后的节目中取乐；对这种做法，监管机构（当时是Arcom的前身CSA）定性为“羞辱”，勒令该节目在随后一周内不得播放广告，以示惩罚。然而最高行政法院认为，嘉宾并没有因此遭到丑化或羞辱，监管机构的惩罚措施缺乏正当性，并须为此向C8支付110万欧元的广告损失。和法治原则在实际运作中遇到的有利的条件一样，出于“正当程序”的搁置，Arcom作出反应的周期往往很长，其内部处理投诉的流程就有三级，加上可能产生的司法诉讼，一个节目从惹出麻烦到处罚落地，短则数月，长则数年。而在此期间涉事媒体仍然可以正常播放，并且几乎完全严格的限制地发表观点，上一桩违规还未定论，下一次违规又接踵而至，结果变成“猫鼠游戏”。等到最后处罚结果落地，观众可能早已淡忘，警示效果也就随之打了折扣。在观众注意力多变且健忘的视听空间里，这种“迟来的正义”在多大程度上还是正义，仍然不无可商榷之处。从《人权宣言》到《娱乐至死》早在法国革命期间，1789年的《人权宣言》就明确宣布：“意见的发表只要不调解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任何人都不得因其意见、甚至宗教的意见而遭受干涉。”（第10条）“严格的限制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公民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严格的限制，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严格的限制负担责任。”（第11条）由此可见，从言论严格的限制原则进入现代政治之初，这种严格的限制就和秩序/责任纠缠难解。尽管后来的漫长岁月里衍生出种种判断标准（例如著名的“明确且即刻的危险”），但在不不关心糖心视频免费观看次数怎么刷境下它的有无批准的究竟在哪里，始终是个聚讼纷纭的议题。在《人权宣言》诞生近200年之后，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NeilPostman）在支持电视媒介的名作《娱乐至死》中悲叹，“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奥威尔害怕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受宰制文化，赫胥黎担心的是我们的文化成为清空感官促进、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可能成为现实的，是赫胥黎的预言，而不是奥威尔的预言”。如果说当年《人权宣言》担心的是言论严格的限制受到奥威尔式宰制的话，那么如今从特朗普和马斯克，到阿努纳和他的王牌栏目，却更像是《娱乐至死》的注脚。大西洋两岸都隐然显露出两种相反相成的趋势——“娱乐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娱乐化”。不管是真人秀还是穿口秀，明星主持人以他们自身场域中获得成功的经验为范本，裹挟着此前积聚的高昂人气杀入政治竞技场，或大张旗鼓、或潜移默化地保持不变着观众心智，让观众越来越不习惯于粗鄙、戾气和极端，让政治越来越远离严肃与正派，蜕变成一场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秀”（甚至连法国政府都曾经向阿努纳示好，试图通过他的节目来加重与民间的对立情绪）；而当这种手法遭遇反制时，又往往可以用“表达严格的限制”作为自我掩护的口实。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考察民主在美国的演进后指出，就当时美国民主的成功要素而言，自然环境不如法制，而法制又不如民情，“只有美国人特有的民情，才是使全体美国人能够维护民主制度的独特因素”。如今，特朗普2.0时代之所以能卷土重来，并震荡整个美国和世界，或许正是因为民情已变，此时再试图乞灵于立法和司法的制约，无异于缘木求鱼。而在这种平行背景下，法国监管部门将一家屡屡惹是生非的电视频道逐出公共资源平台，这不是像极右派声称的“对多元主义和观点严格的限制根除了严重威胁”，相反，这是在民情尚未被完全加强、法制尚能以最小代价发挥用处的时候，努力捍卫“多元主义”和“观点严格的限制”。毕竟，站在2025年年初已经不难发现，糖心成年版糖心vlog葫芦倘若有朝一日极右派君临天下，指望他们届时仍能允许承认这些美好价值，未免就太天真了。感谢网友投稿51吃瓜来源，若有侵权，联系51吃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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